深圳本地媒体报道，日前一起小规模走私手机案在深圳审理，由于案件较为典型，因此引起一定得关注。

　　目前水货手机入关大多通过香港－深圳渠道，在深圳华强北等地进行业务商谈并在附近发往全国各地一级分销，再进入二级分销，再进入零售市场。也有部分在当地网络形式直接向全国零售。

　　今次，这起案件。一个典型的华强北手机柜台，共有5人。4名男性1名女性，4名男性负责香港携带手机入关、1名女性则在华强北经营手机柜台。

　　2008年起，广东人李某某雇请同乡李某某、李某某、李某三人，租用沙头角内的单元房做仓储和居住点。李某飘、李某彬、李某三人前往中英街位于香港境内的仓库拿货，他们将手机分拆成主机、随机配件、外包装盒三部分，对账完毕后，李某根又专门请余某等“水客头”安排“水客”走私这些手机零件入境。手机入境后，直接被运到华强北老板娘魏某某等铺位。

　　根据现场查处的账册显示，５人在不到两年时间内，走私手机入境21383支，仅付给“水客”的运费就达34万余元。但魏某某的铺位只销售了走私手机1229部。该案引起了华强北不少经营者的关注。

　　由于该案较为敏感，有关方面的指控主要是偷漏税收，但是由于某些国外品牌产品在中国内地依靠国内不成熟的消费而执行极端歧视性的区别定价，才是导致了水货长期泛滥的根源。在加入WTO后，电子产品关税已经极低，因此过去“打击水货手机”被不少学者诟病，有学者认为歧视性定价和2004年前垄断的牌照制度制造了对中国消费者和民营企业的不公平对待，随着手机牌照制度的废除，“打击水货”维护自己垄断暴利的需要也不复存在，因此某些利益集团放松了对国外品牌手机灰色入关的打击。

　　今次的深圳审理此案，是否意味着宽松的市场环境发生改变？而这正是众多水货从业者的担心。今次此案审理的主要是偷逃税收，但是总所周知的事实是，目前关税几乎为零，并且国内销售的手机中增值税缴纳的实际比例很低，因此笔者认为简单的计算整体水货手机偷税的数字有值得商榷之处。

　　事实上，电子产品的水货有着极为复杂的背景，过去如此，今天仍然如此，这些背景甚至涉及更多上层建筑而变得敏感。笔者也不便于多就此发挥，但是希望能够维持目前的宽松环境不要改变，而网友也要多一分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被某些冠冕堂皇的表象所迷惑。走私纵然不对，那某些人处于各种利益关系设置的封锁就正确么？弄清楚因果关系才是问题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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