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生政策真是偏，为何重女又轻男?
一个女孩还能要，一个男孩不让添。
谁若偷着怀了孕，花钱送礼便过关。
千儿八百管三月，半年需要两三千。
要想一年保平安，最少也得一万三。
生的再多也没罪，只要上交不开单。
计生办里当队长，日子过的赛镇长。
工资一分不用动，吃的妻白儿子胖。
不作评论。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一胎化）将导致未来5年起，中国的手机刚性需求呈现递减态势。
众所周知，目前手机消费的主力人群是20-45岁，根据市场调查显示，这一人群的手机购买数量占70%，更为重要的是销售金额占到82%左右。
但是，目前处在20-45岁之间的人群是1965-1990年之间出身的，根据计生数据，中国内地1970年附近的出生率为3.3%，扣除5%成年前死亡率和成年后到现在的死亡率)，1965年-1975年平均出生并活到现在的大约2600万人。而1975年到1985年这一总和数字下降到2000万人（没有出现的下降主要是生育高峰的到来），目前这一群体（25-45岁）正是目前手机消费的主力人群。
问题出现在，到2000年后，由于适龄生育人口虽然旺盛，但是生育意愿大幅下降，计生部门出于自身部门利益考虑统计的数字也下降到1.7，换而言之即使放开生育，也难以实现自然更替人口（2.1）。计生部门出于自身利益的宣传的人口没有下降，实质是因为生活、医疗条件的提高，各种“意外死亡”下降，平均寿命提高的结果，
从2000年开始，出生人口扣除到成年前死亡，实际人口只有每年1300-1400万。相比目前的高峰人口，未来新出生人口不足60%，有学者认为人口拐点已经出现，将在未来5-10年后越发明显，如果继续执行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未来20-45岁时尚手机消费人群将迅速下降，由于对手机产业带来沉重打击。
但是，去年底以来，中国内地学术界对“放开二胎”问题的争论表现出尊重基础数据的迹象（而非70年代出台计划生育国策时期人为操纵，抛出人为炮制的数据并封杀反对声音），某位学者——当年应政府需要而进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的学者迫于压力也公开宣称“逐步放开二胎”。中国内地对此问题出现了民主讨论的氛围，但是相关利益机构计生组织却在广州宣布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讲话精神，称“十二五”期间,必须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
尽管有人如此表演，但是在近日的两会上，多名全国政协委员呼吁放开“二胎”。其中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王名和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教授刘大钧联合提议，建议放开二胎。
根据这份提议，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即平均一个妇女一生所生育孩子数)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2.5左右下降到1.22，而维持一个民族不消亡的更替生育率因在2.1，发展中国家则在2.2。目前我国的生育率已经下降到非常危险的地步。
计生部门出于自身利益出发，为维系自身庞大的组织，以学者代言提出稳定目前计划生育政策，10年-20后再逐步转变到二胎政策。其借口主要就是一旦放开二胎，过去高峰适龄生育人群中生育一胎的妇女目前大多在30-45岁，因此会出现补充生育的生育堆积现象，从而不可控制，而延缓到10-20年后，这一人群度过生育期进入老年，才完成计划生育的历史使命。
对于这样的观点，全国政协委员王名等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提出发对意见。委员们认为根据非计生系统的学术界和商业机构各种调查显示，目前妇女的生育意愿已大大下降，即便放开二胎，这些高龄妇女大部分也不愿意再生育。同时，委员还表示，这些一胎家庭如果生育二胎，还可以缓解诸多家庭矛盾和社会矛盾。
而二胎政策同样可以控制人口的支持来自于，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在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人口规模800多万人的农村地区试点“二胎方案”，实践证明其控制人口规模的效果显著。
即便引用并不公正的计生委的抽样调查，全国平均生育意愿为1.73，另一项在上海对独生子女开展的调查显示只有1.38。因此即便放开二胎，预计仍有相当比重生育一胎的育龄妇女和家庭。
产业界代表，比如女首富玖龙纸业张茵、富源实业缪寿良认为目前的“民工荒”、“用工难”与独生子女政策有关。由于90年代之后新出生人口的大幅下降，随着中老年民工的逐渐退出，实际上可用民工的绝对数量是在下降。
此外，独生子女政策还带来了离婚率高的问题、老龄化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甚至威胁到社会、家庭的稳定。“应该是时候放开生二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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