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法学知名人士郝劲松提出申请参加手机漫游费价格听证会，但是被拒绝。
国家发改委正式答复函称，“本次听证会代表由消费者代表、经营者代表、专家学者代表、有关部门代表构成，其中消费者代表已委托中国消费者协会推荐。因受会场条件限制，无法安排郝旁听会议。”
郝劲松对半官方的“中国消费者协会”“推荐”产生的代表组成产生质疑，同时代表人数过少，且组成人员大多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如此听证代表成分容易受到人为因素操弄无法真是表达自己的意愿，同时代表人数过少也大大减低了这种操弄的难度。
手机漫游费价格听证会的5名消费者代表包括一名管理干部、一名大学教授、一名中学退休教师、一名律师、一名公司顾问。
回顾自2000年以来的多次电信听证会，社会普遍认为，所谓听证会只是走过场，是政府为协调电信集团和市民诉求的矛盾而装的牌坊，实际上由于有人幕后做好大部分代表的工作，所以“听证会”变成了消费者的乞求会。同时在一些非常敏感的听证会上，由于担心部分代表的“激进言论”引发社会不满情绪影响“和谐”，听证会又拒绝任何媒体采访和报道（如此前的单向收费听证会），如此关门来的听证称为国际社会讥讽中国民主状况的最佳例证。
以今次的这次听证为例，“一名大学教授”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的情况。
１、乔新生在接受媒体采访称获得代表资格是“湖北省消费者委员会的领导与我联系”，代表的组成是“领导指派”。乔新生称“我国价格法、立法法等法律规定了听证会制度，但是，对听证会代表的产生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现在如同我国的某些选举制度一样，存在了程序上的人为“漏洞”，为人为操纵安排代表和表决留下伏笔。
２、作为五代表之一的乔新生在“代表”之后的调研活动是什么呢？“与消费者座谈”、“调查中国移动公司、中国联通公司内部组织架构和公司治理结构，了解公司的资本运营情况＂。显然并非通信行业尤其非运营行业专业的这位教授的知识能保证获得准确的资料吗？而从历史经验来看，利益集团针对听证代表的“公关”与“忽悠”双管齐下，到底代表能多大程度反应出真实情况呢？
３、媒体联系乔新生，称将提供移动内部人士给出的重要数据，并称这个数据的提出将是针对移动联通的“重磅炸弹”。但是乔新生的态度却漠视，挖苦的称“我相信他是善意，是为了中国电信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试问怎样的行为才是善意？在谎言与欺骗横行多年的情况下，移动内部人士提出材料如果真的是对某些人的谎言“毁灭性的打击”，难道就不是“中国电信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移动曾经拿出过所谓“0.60元/分钟”的成本数据，任何人都知道这样的数据是谎言，但是正是基于这样的谎言在听证中起到了某些人立牌坊“借口”。真正有良心的移动内部人士应该是站出来揭穿这些谎言，揭穿某些人的真实面孔，反倒“有碍中国电信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了？牺牲最广大群众的利益去扶持一个利益集团主宰的行业，这是什么的发展？这到底是“左”还是“右”？
从今次的听证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听证会成了“摆设”，主要还是存在于目前法律法规中，虽然参照国际普遍的听证会形式设立了中国的听证会制度，但是在具体的组织流程的设计却使得效力上却是大打折扣，就是这些程序上的故意设置使得目前我国的听证会和只是为政府机关听取民意的一个通道，或者被人理解为只是“粉饰太平”缓和社会矛盾的一个形式而已，并不真正意义上对政府决策起到重要的甚至决定性影响的民众的听证。
另一方，和西方国家听证会的巨大不同还表现在，议会议员通常利用听证会和听证会的舆论来赢得选民支持，另外选举的压力，执政党不得不考虑到舆论压力而做出对公众有利的决策。
目前举行的“移动电话国内漫游通话费上限标准听证会”，一方面是民众对过高漫游费下降的期望，另一方面过高的漫游费事实上也损害其他主体的利益，由于过高的漫游费而对人员流动和信息交流造成的损害严重的损坏的一体化的经济发展。与之相对抗的电信利益集团，却认为漫游费虽然暴利，但是却是调节各业务盈亏的必然手段。
电信利益集团的操弄使得用户知情权的缺失，虽然目前知道漫游费的构成成本是非常低的，并且可以举出国外手机漫游的普遍数据，但是却缺乏中国电信行业的第一手数据。而从过去的历史来看，电信利益集团提供的数据只是总体数据或者只是简单的组成，并不包括详细构成，这个公布的总体成本就算再离谱，政府都以此为借口上涨电信资费或者减少下调幅度或者拒绝单项收费，这在此前的屡次听证中表现出来。
虽然我们无法改变制度本身而实现真正民主的听证，甚至新闻报道都受到压制，公众连听证会过程的知情权也无法保证，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争取。在符合现有听证会框架下，争取的关键就是听证会需要电信集团提供出详细的成本构成依据，而这同样也是电信利益集团的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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