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大代表李铁军关于“取消电话月租费”的提案经媒体报道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共鸣，不仅普通市民热切支持李铁军代表的意见，公共政策专家、律师等专业人士也从不同的角度呼应这一诉求。从目前的反馈看，电信运营商普遍认为取消月租费“不可能”，信息产业部据说已经形成了一个“意见”，“将会在告知李铁军后再向社会公布”。如果不出预料，信息产业部的“意见”将否决取消月租费的提议，并为月租费进行法理方面的辩护。

　　固定电话月租费像装机费一样，带有明显的转嫁成本色彩，其不合理性是一目了然的，但是，月租费的价格制定和收取标准都是由政府决定的，政府这一行为的法律依据是《价格法》第三章第十八条。虽然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而言，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中间人，是裁判，但是，由于电信运营商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因而，政府主管部门如信息产业部在进行价格决策时，一般都会向“国家利益”倾斜、向运营商倾斜，客观上把广大消费者推到了弱势位置。正是由于政府部门的这一立场，要想指望信息产业部主动作出有利于消费者的公共决策，无疑是非常困难的。正如业内人士所指出的，月租费“涉及每月近百亿元收入”，尽管这一收入显得不明不白，但信息产业部恐怕还是很难鼓起“壮士断腕”的勇气。

　　目前，推动取消月租费的力量除了个别人大代表之外，还有强大的舆论声浪，但不可否认，媒体上能够看到的舆论大多充满不理性的色彩，缺乏法律方面的坚实依据，因而很难撼动政府决策。类似的情景曾经出现在铁路春运涨价这个问题上，尽管更广泛的人群认为铁路涨价既不合情理又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但铁路部门仍然通过合法的听证程序，推动铁道部作出了符合“国家利益”(其实质是行业利益)的涨价决策。这样的状况说明了一个问题，在政府、行业和消费者三者的博弈格局中，消费者从计划经济时代沿袭而来的先天弱势并没有得到改善，消费者的呼声虽然被“听见”却很难被“听取”，广泛的民意还没有找到制度化、程序化因而也是实质化的表达渠道，如果这一状况不能得到改变，政府的公共决策就很难确保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很难避免胡鞍钢所说的“国家被俘获”的结果。

　　就月租费这一问题而言，比较容易看清的推动途径是，由一名或几名全国人大代表向人大常委会提交议案，再由人大相关部门组织经济、法律、电信等方面的专家，对月租费的合法性进行必要的论证，一旦确认这一费用的收取没有法律依据或显失公平，就可以督促政府部门对相关定价进行修改或取消。当然，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人大代表能否从舆论中听取民意，从而像李铁军代表那样为公众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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