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海涛认为，为“规范短信”的立法如果出发点是为了防止欺诈信息的话，那么完全没有必要立法，相反一旦立法，反而容易被某些执法部门滥用，侵害公民的基本的言论自由的权利，也有害于民间传媒的发展。

　　新闻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未来的改革的方向，而在当前我国的新闻管制等原因下，作为一种新的媒体，手机短信正成为传递民间信息的最重要渠道。在广东、北京的非典瞒报期间，正是短信将这一重大信息传播出来，使得民众注意防范，从而避免了非典在不知情的群众中更大程度暴发的可能。

　　抛开这一层面，正如博客所言，当前短信的问题对社会影响最大的不是民间短信诈骗，而是色情短信和色情“交友短信”，其次是门户网站欺诈用户注册收费，再次是混乱的代收费。而中移整顿短信市场两个月来，我们只看到这些行为只是稍有收敛，各大网站仍然在暴利的驱使下继续“违规”。而短信提案却对此丝毫不见，完全本末倒置。


　　日前开幕的第七届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大会，针对短信进行管制立法的提案成为讨论热点。大会在广泛收集各方建议后将呈报给国务院相关立法、司法、行政部门。如果获得批准，类似非法广告短信这些扰乱社会秩序、侵害个人合法权益的信息骚扰有望被立法管制。（《福州晚报》9月14日）

　　报道既出，就有人撰文呼吁，认为“短信立法”刻不容缓（《深圳法制报》9月15日）。对此观点，本人不敢苟同。

　　主张为短信立法者，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通过手机短信犯罪的案件越来越多，通过短信息传播有害信息也越来越多。而实际上，这两点早已被有关法律囊括其中。通过手机短信犯罪的，绝大多数是发布虚假信息，进行诈骗等，这类犯罪完全适用《刑法》中“诈骗罪”的相关规定，没必要另设罪名。通过短信息传播有害信息的，如果情节一般，危害性不大的，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即可。如果后果严重，如造成大范围人口无序流动，恐慌，危害国家安全的，可以按《刑法》第106条适用法律。非典时期，对于利用短信散布虚假信息者，公安机关、法院就是依据《刑法》第106条进行查处、定罪量刑的。

　　手机短信存在问题，影响了正常社会生活，这是事实。但解决问题更要实事求是，既不能放纵，更不能任意拔高，动辄上升到立法层面。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三方面入手：一是运用现有法律。手机短信构成犯罪的，公安机关要立案查处。侵害公民权利的，公民可依法申请保护。二是加强电信企业的技术建设，建立有害短信过滤网络。这是电信公司对用户应尽的义务。电子邮箱可以设置垃圾邮件过滤程序，提供过滤服务；手机短信平台为什么做不到？电信企业还应承担起为用户提供查阅相关信息服务的义务。用户有权知道谁向自己发送有害短信。三是手机用户要树立防范意识，不要相信，更不要传播有害短信，发现问题及时上报有关部门。

　　治理手机短信，现有《刑法》、《民法》、《合同法》、《治安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都可解决。因此，其核心问题不在于缺少法律的支撑，而是没有充分运用好现有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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